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经济政治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面临挑战时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

只不过在原来以实物经济为主体的时代，流通中的这四个流从终点到起点是一体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本质上是通过流通连接产业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

进入 陈文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 现代流通 。但在新经济形态下，这四个流则是分离的，即分别流通、分别流动，并有各自的流通规律，一般情况下只在一定的节点汇合或者完成流通全过程。二战后的近80年以来，最本质的一个变化就是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贸易流通的全球化、货币流通的全球化、劳动力流通的全球化（或者是人的流动的全球化）、数据流通的全球化、产权流通的全球化、资产流通的全球化，这些都是由于流通作为一种内生动力而形成的全球化格局。产业链、供应链本质上是通过流通连接产业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国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机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还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要不断疏浚流通的堵点、痛点和阻滞。

这个系统一般包含15000多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是在全球生产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流通过程。现代流通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超级计算、现代物流技术、区块链技术、虚拟现实等，通过跨国交易和分工，把几乎所有国家的分工、交易都纳入全开放的国际化大流通的轨道。捷克斯洛伐克1990年颁布了《经济改革纲要》、《财产归还法》、私有化法案，随后捷克也颁布了《小私有化法》和《大私有化法》等一系列私有化法案。

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产业分布总体上具有趋同性，主要分布在规模经济突出的自然垄断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公共性（或外部经济性）产业、基础产业、技术先导产业等。基于当下国企改革基础，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从中国社会平稳转型视角来看，相对于原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而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比较可行，实践证明也是比较成功的，初步实现了软着陆。[10] 参见李昌庚：《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

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原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多如此。4、凡是现有体制下能够改革的领域，优先改革。

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除了邮政全部由国家投资外，其他领域都向私人资本开放。从深层原因来看，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国有企业产权主体模糊而缺位，信息不对称严重，委托代理成本高。[2] 参见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第67页。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何进一步提出深化国企改革的原因所在。

《国有财产监管制度研究》，《法治研究》2014年第4期等。由此看来，立足于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及其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合理界定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市场边界。5、凡是现有体制下难以改革的领域，则通过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进行协同推进。[7]有效的私有化需要相应高效的金融市场等诸多市场基础支撑。

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包干、利改税、两权分离、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公司化改制为主导的产权改革及其现代企业制度等诸多过程。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妥善、谨慎使用国企改革用语。

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国家治理水平还是法治化水平都相对不高，社会管制能力不足。关键要看国企改革的实质与方向是否符合市场规律。

[1] 参见李昌庚：《金融危机视野下经济法价值拷辨---以国有企业为例的实证分析》，《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6期，第84页。在国有资本应当进入的领域，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则是毫无疑问的。波兰1990年颁布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法》、《设立所有制改造部法》等。中国国企改革有其成功之处，但也存在诸多后遗症。没有巩固的经济制度和完善的竞争框架的私有化是毫无用处的。比如中国宝武集团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员工持股计划，国有股比例下降到72%等。

法国1983年颁布的《公营部门民主化法》等。比如英国一战时期投资成立了800多个军事企业，将铁路收归国有等。

苏东剧变前，许多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0%以上，甚至90%以上。二是现实环境尚不具备立法条件的，因为国企改革本身就具有探索性与突破性，留待条件成熟再考虑立法，如特殊企业立法、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关系问题等。

该制度最早源于英国，以英国电信为典型。这都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借鉴。

所谓公益类国有企业，是指主要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为主要目标的国有企业。而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情况下又会进一步延缓国有企业深化改革。3、原苏联东欧国家普遍采取休克疗法，付出沉重社会代价。毫无疑问，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国有企业应当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

这关键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所以，这类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最为引人注目。

以江苏省为例，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发布的《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近期工作要点》，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加利亚1992年颁布了《私有化法》等。

自从2014年以来，我国多地通过企业联合或政企联合等多种方式成立国企改革发展基金，进一步拓宽国企改革保障资金来源渠道，支付改革成本与代价，减少改革阵痛。（2）国有企业尤其中央国有企业数量虽然大幅下降，但依然相对较高，比如截止2017年，国资委管辖的中央国有企业仍有98家，其中，每家企业集团内含许多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子公司，还不包括财政部管辖的国有企业。

二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根据2017年11月国务院颁布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目前先确定划转10%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具体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现实环境具备立法条件的，应当立法，如《企业国有资产法》、《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我国现有的兼具出资人职能和监管职能而角色错位的国资委以及财政部门等均面临着改革，[10]不宜担任国企改革重任。

从发达国家来看，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产业。鉴于此，我国必须突破原有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和激进式改革模式困扰。

2、借鉴国际做法，加强国有企业改革立法，从而为国企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其中，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改革曾经使用的黄金股制度在我国国企转型改革过程中值得借鉴。

因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经历了多次国有化和私有化交替的浪潮。（4）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分工及其关系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不是很协调。